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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巨头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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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官员Deval Patrick(图中着浅色西装那位)正和波士顿市市长Thomas Menino一起聆听美国辉瑞公司的Sally Susman宣布,辉瑞公司将在波士顿地区扩大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规模。

 

制药企业们都试图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的合作,希望借此举措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

制药巨头辉瑞公司(Pfizer)在今年6月8号宣布,他们将与美国波士顿地区的8家学术科研单位合作,共同攻关,开发新药,这一举动获得了多方的一致赞誉。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官员Deval Patrick对这一历时5年,投资高达1亿美金的项目褒奖有加,该项目可以给波士顿地区带来许多就业岗位。辉瑞这次8家合作伙伴之一的波士顿哈佛大学Beth Israel Deaconess 医学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现任临时首席执行官Eric Buehrens也对这一项目的科研意义进行了称赞。辉瑞公司认为这一合作项目将加快新一代药物的研发进程。

辉瑞公司的这一举动正好体现了国际制药界最近的新动向。国际制药巨头们都开始把目标瞄向外部机构,让这些科研单位帮助他们完成药物开发最初阶段的工作,以此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医学教授Mark Pepys现在正在和伦敦的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Glaxo-SmithKline, GSK)开展合作,他指出,所有的制药公司都在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由于科研单位可以获得的科研经费日益紧张,所以这种合作对他们也有好处,而且开展这类合作还能够帮助科研机构加强与企业界以及其他科研单位的交流,建立联系。

美国波士顿Tufts中心(Tufts Center)药物开发研究部门的主任Kenneth Kaitin则表示,他最大的担心就是这类合作可能会让学术圈子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那些与企业界进行合作的科研机构可能会被其他同行看低,而另一些科研机构则可能会抱着保持学术研究纯洁性的理念一直拒绝与企业合作。

去年11月以来,辉瑞公司先是与美国纽约的几家科研中心达成了合作协议,随后又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签订了价值高达85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辉瑞公司的这次合作行动已经是他们近期来的第三起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了。世界上其他几家知名的制药巨头,例如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公司与阿斯利康公司(AstraZeneca)也都在积极地寻找科研合作伙伴(详见附表)。2006年,阿斯利康公司开始了271个接触项目,其中包括与科研单位开展的合作项目以及签订了一些其它的协议项目。到了2010年,他们的合作项目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59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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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科研机构实验室里诞生的科研新发现一直都是推动制药企业开发新药的原动力。Greg Wiederrecht是默克制药公司外部科学事务部(external scientific affairs at Merck)的副总裁,他很轻松地就能从他们公司的药物清单里随便挑出几种药物作为范例,这些药物都是默克公司通过上述方式开发而来的。比如默克公司生产的预防HPV病毒的疫苗产品Gardasil就得益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科研发现。另一款轮状病毒疫苗产品RotaTeq则是利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费城Wistar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建立的一项技术开发而成。当各大药企正因为利润下滑而纷纷关闭研发中心的时候和科研机构保持这种合作关系就更加显得意义重大。

美国联邦政府收紧预算也给各大科研单位带来了不小的资金压力,所以他们对这类合作项目也都非常感兴趣。Kaitin指出,每一个科研中心看着这些‘漫天飞舞’的巨额经费都在暗暗问自己:‘我们怎么样才能从中分一份蛋糕呢?’

不过制药企业都有保密的要求,而且他们经常可能会突然改变开发方向,这些特点都会与科研单位长期、稳定的科研策略发生冲突。Pepys就曾经领教过一次。早在20世纪90年代,与他合作的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就突然终止了他们的合作项目。后来Pepys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夺回他在合作期间工作成绩(一款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之后不久,罗氏公司又回来联系Pepys,希望能够和他就这一化合物继续开展合作,但这第二次合作最后还是被提前终止,无疾而终。Pepys不得不又一次拿起法律的武器。Pepys表示,这实在是一种让人崩溃的经历,它让这款药物的开发进程耽误了10年,这也浪费了患者们宝贵的治疗时间。

不过Pepys也强调道无论如何,没有罗氏公司的帮助,他也不可能开发出那款化合物药物,他希望这款药物能够尽快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帮助那些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

当然,制药公司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苦恼的。Shiv Krishnan是法国药企赛诺菲公司驻美国新泽西州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 New Jersey)分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一家德国的生命科技公司Hoechst(该公司现在已被赛诺菲公司收购)给美国麻省综合医院资助了7000万美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最终这家公司什么都没得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根本不是合作,而是买卖。就好像我给你支票,你找到了什么东西就告诉我。

近几年来,制药企业更加关注科研单位的研究进展,而且也开始主动与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辉瑞公司今年刚刚达成的这项合作计划将在美国波士顿建立一个实验室,招募大约50名科研人员,其中一半人会从辉瑞公司的现有雇员中挑选出来,另一半雇员则由那8家与辉瑞公司合作科研机构里的博士后组成。由这50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主要任务是对由辉瑞管理层人员和研究学者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挑选的项目开展研究工作。据辉瑞公司负责管理这些合作项目的Anthony Coyle介绍,辉瑞公司希望在近两年来这三期合作工作中至少达成30个合作开发项目。

辉瑞公司的这几个合作项目在资金投入规模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过他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并不新鲜。就在今年年初,赛诺菲公司也刚刚达成了类似的合作计划。与此同时,Pepys也正在与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科研人员展开合作,开发治疗淀粉样变性病(amyloidosis,这是一种因为淀粉样蛋白沉积导致的疾病)的药物。

这类合作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缓和制药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紧张气氛。据葛兰素史克公司专门负责与学术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工作的Duncan Holmes介绍,他们会提前一年告诉合作伙伴,他们将要终止合作项目,这样也有利于科研单位独自继续将研究开展下去。为了避免发表论文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很多合作协议里都明确了提前发表论文的相关规定。不过学术科研机构还是不放心,他们担心与制药企业合作会有损学术的可信性。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和医院近几年都已经严厉处罚过这类“合作”项目,因为有些科研人员会在合作工作中接受企业给予的“咨询费”或“宣讲费”,作为回报,这些科研人员会为公司进行产品宣传活动。

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学家Eric Campbell认为,在合作工作中一般不太容易出现类似“宣讲费”一类的问题。不过据Campbell介绍,还是有很多科研机构会对合作合同进行严格的审查,以免出现类似问题。而且他们会要求企业将经费直接打进单位账户,不能直接支付给具体合作的科研人员。

Campbell也提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制药公司可能会因为公司产品的考虑而推迟发表科研论文,甚至是不发表论文。Campbell表示,如果你认为这些与制药巨头合作没有一点风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学术科研机构对企业经费的需求也让谈判桌上的博弈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德克萨斯医学院Galveston 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in Galveston)的生物伦理学家Howard Brody介绍,各个大学校长的压力都非常大。我们应该清楚,科研机构也会和个人一样,做出违背科学和公共利益的事情。所以,Brody建议应该成立一个第三方机构,对这类合作项目进行监管。

不过,Kaitin认为制药企业是铁了心要走合作研发的道路了。他指出,制药企业的利润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投资人都已经开始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别无他法。

 
原文检索:
HEIDI LEDFORD. (2011) Drug buddies. Nature, 474: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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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企业们都试图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的合作,希望借此举措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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