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热点关注 > 产业观察 > 正文

基因产业战:中国基因技术的尴尬

基因产业战:中国基因技术的尴尬

工业化时代的监管思维和手段,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中国对基因这一前沿科技的政策必须更具前瞻性

没有机场,再好的飞机也难以飞向天空。

中国基因技术正面临这样的尴尬。由于注册死结迟迟未能解开,多地医院开展已久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被国家监管部门三度叫停。

基因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科学的顶峰。通向这一顶峰的路上,中国民营机构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并承担了部分测序任务(1%),所幸没有被完全抛下。

其后,国内基因产业的先行者实现了由参与、接轨到同步及部分引领的跨越发展,并逆向并购了美国上游公司。但这并不代表取得这场商业战争的完胜。整体观之,中国基因产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依然处于被动。

业界认为,坐拥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宝贵的主场优势,中国基因技术和产业,完全有理由做得更好。

但前提是,中国对基因这一前沿科技的政策更具前瞻性,成为这个战略产业的助力。

工业化时代的监管思维和手段,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深圳何以能建成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中心和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其探索不无启示。

几乎没有哪一项技术,如基因这样事关人类自身奥秘和切身幸福,它绝不仅仅是一项赚钱与赚取眼球的产业。在国家战略层面,它需要获得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地位。

临床注册死结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被三度叫停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相关法规的滞后,以及以落后政策限制创新技术发展的体制障碍

拿到自己第16周的产检化验单时,37岁的高龄孕妇汤玉珍(化名)差点崩溃。

在这张化验单上,一项名为“21-三体风险度”的指标数为1:300,而参考值为<1:270。

这意味着,汤玉珍腹中的宝宝,有很大机率患上唐氏综合征——一种可能导致先天畸形的常见胎儿疾病。

医生建议她做羊膜穿刺以确诊,但同时她也被告知,这种羊膜穿刺术有0.5%的流产风险。

就在汤玉珍万分纠结时,医生告诉她,可以考虑先做一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产前筛查,这种检测方法只需抽取5毫升静脉血,没有流产风险,准确度高达99%。

15天后,汤玉珍拿到了这项检测的结果,检测报告上看似没有定论,但是却给了她一个稍微安心的数字“1/759340072”,这是她生出“唐娃娃”(指唐氏综合征患儿)的概率。

在国内,和汤玉珍一样做过这项检测的孕妇已经超过40万人次,但她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项在各地医院开展已久的技术,目前仍然处于国家法律法规监管的灰色地带。

就在汤玉珍接受检查的前一天,这项技术在国内的主要推广者——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下称华大基因),在2013年11月1日收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口头通知,要求其停止相应的基因检测临床服务。

其中原因为何?

三度叫停

成立于1999年的华大基因是全球知名的基因研究机构,也是国内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领域的龙头老大,早年的履历包括了参与全球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水稻基因组计划、SARS诊断试剂研究等成绩。

但是,算上2013年11月的这一次,这一生物科技明星机构所提供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临床服务,已经被国家监管部门叫停三次之多。

最早的一次是在2012年4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说,华大基因进口未经注册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检测试剂,在深圳部分医院进行产前优生优育筛查服务。

这封举报信被层层批转至深圳市药监局,深圳市药监局随即开展调查,结果发现,华大基因使用的是美国Illumina公司生产的Hiseq2000基因测序仪及其配套试剂,华大基因未能提供该设备及试剂的相关医疗器械或药品注册证明文件。

被举报之时,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已开展近两年。除了海外市场,在境内,华大基因也已经为广东、湖北和天津的多家医院提供该项服务,检测的样本数占到全国的半数。

深圳市药监局随后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华大基因停止使用无产品注册证书的医疗器械,依法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报注册,并提交书面报告。

不过,叫停通知下发后近一年时间,华大基因与各家医院合作的收费检测项目依旧照常运行。

为此,国家食药监总局后来再次向华大基因下发了叫停通知。据华大基因内部人士透露,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临床服务受到影响,但原有的已在部分地区开展的项目,仍在正常进行。

2013年11月,国家食药监总局第三次叫停这项未经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的无创基因检测临床服务。

对于第三次叫停,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华大基因向国家监管部门提交的报告中,华大基因方面表示,“将执行国家食药监总局规范管理整顿、停止临床商业活动的指令,将深圳临床检测转为免费服务和科学验证。”

注册死结

面对国家有关部门的一再叫停,一家民营企业为何敢“置若罔闻”?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华大基因并不是没有试图注册,而是按照现有的政策法规,注册程序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完成的死结。按照中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包括产前筛查在内的各种人体诊断仪器以及配套试剂,只要是用于临床,都必须向国家药监部门申报注册审批。

国家食药监总局医疗器械审评中心副主任曹国芳介绍,在注册审批过程中,如果是进口医疗器械,除了需要提供相应的设备技术资料,还必须满足在原产国上市的要求。

公开资料显示,不仅是华大基因,包括贝瑞和康、安诺优达等国内众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临床服务的技术提供方,所使用的都是美国Illumina公司的Hiseq系列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试剂。

而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510(k)条款,Hiseq测序仪及配套试剂要在美国上市,则必须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认证审批。

Illumina公司在中国北方区的一位代理商告诉记者,除了一款小型高通量测序仪MiSeqDx已经于2013年11月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Illumina的其他系列产品,直到现在仍没有通过FDA审批的消息。

但这并不妨碍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在美国进入临床应用。

这位代理商表示,在FDA认证之外,美国还有一项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s)标准,只要对应实验室的人员执照齐全,而且通过了政府认证的严格质量管理,就可以对外提供自己验证过的收费临床服务。

Illumina和美国另外几家公司或机构,已通过这种标准,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推向了美国市场。

既然已经进入临床应用,这些美国设备制造商也就不再去大费周折,申请FDA的上市审批。

但在中国国内,并没有与这一修正案相类似的政策,设备要临床应用,必须注册。

这样,国内众多基因研究机构和公司所使用的进口设备,也就丧失了在国内注册审批的最基本条件。

从2009年开始,华大基因就多次向国家监管部门咨询进口测序设备的注册可能性,并尝试进行注册,但在现行的法规和规章下,申报注册一直难有结果。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深圳市药监局目前也正在协助华大基因与国家食药监总局进行沟通,希望解开这个死结,解决注册审批程序问题。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食药监总局已充分考虑实际市场情况,有可能在近期为华大基因加快审批。

曲线落地

在汪建看来,国家监管机构的谨慎并无不妥,尤其是基因这样可能危及公众安全与伦理的敏感技术,更加需要持续观察,以及政策研究准备。

类似的情况在很多新兴技术也同样存在。而在政策空白期,产业最好的办法,往往都是在确保公众利益的基础上,先行先试。

事实上,国内众多公司和研究机构,也一直在试图以其他办法,让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曲线落地。

在技术管理层面,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良钢介绍,原国家卫生部2009年发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对所有的医疗技术按照安全性、有效性等标准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在该办法中,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所属的大类别基因芯片诊断技术被划分为第三类医疗技术,由卫生部负责临床应用管理工作。

但2011年,在管理实践和专家建议下,卫生部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调整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管理类别的通知》,将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的管理类别调整为第二类医疗技术,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该技术的临床应用管理工作。

由此,绕开国家监管部门层面,直接获取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许可成为可能。

与国家级监管部门的谨慎相比,面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许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态度积极。在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这项技术得以在全国数百家医院快速落地。

比如,2011年12月,广东省物价局、卫生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布《关于胎儿21-三体综合征基因检测筛查列入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进行了新技术专家论证会,予以审批通过,并列入广东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在华大基因总部所处的深圳市,副市长唐杰告诉记者,2013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由深圳市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给予为期三年3000万元的支持,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纳入医保范围。

据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介绍,济宁目前也已经与华大基因展开合作,不仅是唐氏综合征检测项目,还将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妇女宫颈癌等4种疾病的基因检测纳入十大民生工程。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济宁已检测出了8个“唐娃娃”和41个带有可能致聋的基因缺陷的孩子,为家庭为社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现实需求

地方政府的热情动力,来源于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中国为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在每年约1600万的新生儿中,先天性致愚致残缺陷儿童总数高达90万。

仅唐氏综合征一项,中国各地政府每年就要支付82亿元左右的经费,用于患儿的医疗和社会救济,存活下来的出生缺陷儿童多为终生残疾或智力障碍,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和精神痛苦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根据华大基因、贝瑞和康提供的数据,从2011年至2013年5月,两家机构在国内进行的总样本数超过20万的临床检测中,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准确率的确达到了99%以上,远高于传统血清或B超等唐氏综合征产前检测技术的60%〜81%。

社会对降低出生缺陷的刚性需求,带来了不小的市场空间。

国安证券研究员马金良分析,如果按照每年待生胎儿总数以及单次检测费用3000元计算,无创产前诊断市场容量接近500亿元,“钱”景广阔。

不过,这也让人产生另一个疑问,华大基因的商业化抢跑,是不是“为了人民币服务”?

此前,就有媒体质疑,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价格在1000〜3700元左右不等,价格远高于传统检测手段。

对此,汪建回应表示“冤枉”。他透露,此前检测价格较高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检测试剂完全依赖于外资公司,不得不付出昂贵的成本。

“不过,我们在2013年3月已经全额收购了美国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以后我们的成本会迅速地降下来。”汪建透露,预计在未来1年内,华大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价格就将降到原来的1/5甚至更低。

这意味着,这个产业的实际规模,以及华大基因的真实收益,其实将远低于外界预期。

追问政策

马金良认为,在庞大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下,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有很大希望在政策层面最终落地,即使是进口测序仪设备注册审批这个死结,也有办法打开。

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核心设备的国产化。

2013年3月,华大基因斥资1.176亿美元收购的Complete Genomics,就是一家从事测序仪生产和服务,并且拥有CLIA认证资质的公司,这次收购意味着中国基因检测产业无自主产权测序仪设备及试剂的尴尬现状有望打破。

但无论是打地方监管的擦边球,或是通过设备国产化规避政策,都只是权宜之计,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要在全国开花,还是需要国家对无创基因检测进行立法规划和政策支持。

唐杰表示,过去两年来,在药监部门叫停华大基因的风波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基因产业法规的缺失。

他认为,药监部门按照现行的法规监管并没有错,但中国现在对这种从科学发现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的监管,还处于工业化时代的思维,而生物技术是一个后工业化的产物,用工业化的政策监管,整个产业就卡死了。

梅永红之前曾长期在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主持工作。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地以现有政策法规来套突破性的技术,其合理性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梅永红认为,基因产业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事情,国家应该将扶持基因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建立相应的产业标准和临床应用服务规范,制定政策引导和支持整个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何让政策立法跟上产业发展,将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考验。

下游反击战

华大基因并购美国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是一次成功的反击,但中国基因产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整体上依然处于被动 打印收藏评论(0)字号:

关注我们 全球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正在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商业战争。一些昔日的合作伙伴,已变成竞争对手。

2013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属华大基因并购美国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下称“CG”)。

这桩国内首例跨国生物科技并购案,被中国生物科学界视作中国基因产业进化的里程碑。在2013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科技部高新司一位官员回忆这起并购时仍感叹,国外生物科技企业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以前只听说过国内企业被收购,现在中国的生物科技企业能够走出去,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但在这样一次标志性意义的收购背后,中国基因产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整体上依然处于被动。

战争序幕

没有人会怀疑,基因,这个揭示人类生命奥秘的学科,必将孕育出全世界最大、最重要的产业市场之一。

因此,早在多年之前,围绕基因技术的“产业战争”就已经拉开序幕。

1998年,在全球科学家还致力于描绘人类基因图谱之时,美国科学家克莱格·凡特就创办了一家名为塞雷拉基因组(Celera Genomics)的私立公司,开展自己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且不允许他人自由发布或无偿使用其数据。但在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所有人类基因组数据不允许专利保护,且必须对所有研究者公开,塞雷拉不得不将数据公开,大量后续商业计划就此无疾而终。

此后,由于基因技术产业化市场没有全面爆发,基因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处于产业链上游、拥有基因测序仪器设计制造能力的公司,和以基因测序技术和研究为主、分享产业链下游蛋糕的机构和公司之间,分工有序、一片和谐,不时传出商业合作佳话。

比如,华大基因2010年购买了Illumina公司128台HiSeq2000测序仪,成为后者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直接帮助Illumina公司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商业爬坡。

同时,华大基因也借助这批设备资源,配合前期积累的基因测序技术优势,彻底稳固了国内基因测序市场的领头羊地位。

胜利反击

然而,当基因技术走出科学研究,产业化应用市场成熟时,昔日的伙伴开始因利益掐了起来。

从2010年开始,国内基因测序市场逐渐起势,在一些分析机构的预测报告中,仅中国基因测序市场的规模,就已从百亿元级别一路攀升到千亿元,全球市场更成为一块庞大的蛋糕。

于是,上游的仪器设备商们不再满足于硬件销售,逐渐向基因检测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伸手分羹。从2012年开始,国外几家主要仪器商纷纷转型进入技术应用领域,并把业务拓展重点瞄准中国市场。

与下游基因测序企业相比,他们同样掌握着基因测序技术,而且还拥有国内基因测序企业所没有的核心仪器设备研发制造优势。这一点,成为打压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国本地企业的一大利器。

商业逐利性的残酷一面,立刻显露了出来。

比如,在华大基因向国家监管部门申请基因测序设备注册审批时,按照法规需要提供设备制造商的基本资料,但当华大基因向昔日的合作伙伴索要材料时,却遭到拒绝。

同时,与华大基因合作的仪器商,还以各种借口拖延并终止已购设备的维修,并将价格本就偏高的临床使用试剂耗材提价近一倍,让华大基因近1亿美元的设备险些陷入瘫痪。

痛定思痛之后,华大基因决定通过反向收购上游公司,来补齐仪器设备核心技术的短板。

而竞争者一方面直接加入对CG的抬价,另一方面在媒体和美国监管部门中造势,希望以安全威胁等理由阻止华大基因收购CG,一度让并购交易濒临失败。

最终,华大基因通过与CG董事会和美国政府的反复沟通,对竞争对手的指控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回应,加上美国反垄断法案对本国企业的限制,美国最终批准了华大基因对CG的并购申请。

整体落后

虽然华大基因完成了对CG的收购,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基因测序产业取得了这场商业战争的完胜。

直到现在,中国基因测序产业乃至整个基因产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基因测序技术和产业脱胎于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被全球生物科技界公认的、对人类健康事业影响深远的基础性技术和效益外溢性极强的产业。在美国,基因测序市场不仅起步早,而且发展势头迅猛,每年接受各类基因检测的人数超过700万人次,使得美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降低了70%,直肠癌发病率降低了90%。

中国的基因测序产业虽然起步稍晚,但在基因检测技术水平上却并不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介绍,中国也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建立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不仅承担了国家生命科学和基因组重大科研任务,还掌握了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优秀的基因检测人才。

但发展至今,除了华大基因,中国的基因测序市场主体仍以中小型研究机构和企业为主,这些机构和企业大多停留在科学研究阶段,面向公众的检测项目少之又少,缺乏市场运作经验,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竞争力。

此外,与华大基因过去面临的问题一样,国内基因测序企业在基因检测技术的关键设备上仍依赖进口,没有自主研发生产能力,一旦被上游企业“卡脖子”,仍将缺乏还手之力。

产业环境之忧

在政策环境上,中外基因产业也面临不对称竞争。

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一直在全力推进基因测序产业的配套政策升级,不仅建立了严格的FDA评审制度,还推出了支持实验室自主开发的检测标准,为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保驾护航。

2013年11月19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已为美国的基因测序公司颁发了第一个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授权,并授权批准了配套通用试剂的临床应用,为美国的基因测序技术产业化扫清了最大障碍。

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与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展开合作,共同开发人类基因组DNA标准品,还将为整个基因测序产业建立一个风险可控的监管框架。

而在中国,国家监管部门仍对基因测序技术保持谨慎态度。

虽然《“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打响了中国基因测序产业的发令枪,但在具体的配套政策上一直有诸多限制,再加上学界和产业各方对这一新学科新业态争议不断,导致中国基因测序产业发展难成体系。

对此,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有一个形象比喻:基因测序技术与整个产业的关系,就好像飞机和航空业一样,凭借现有技术水平,我们能够制造出飞机,但如果没有机场、飞行员等各个方面的配套,依然不可能飞上天空。

在他看来,当前全球生物科技产业化正在进入大跨步的关键时期,作为一项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有必要将基因产业纳入国家战略,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则可以引入准入许可制度,从多方面加大支持、加强监管,为飞机配齐起飞的整套系统。

汪建认为,新一轮的全球生物科技竞争将高度国际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及海外巨头进一步进军中国,华大基因曾遭遇的各种产业狙击,将会越来越普遍。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将对中国的基因企业快速发展,建立应对国际竞争的实力起到关键作用。

深圳式监管

规范加扶持的监管政策,能在确定新技术的产业化价格标准、保证企业生存同时,降低消费者的成本,实现产业与民生效益的良性循环 打印收藏评论(0)字号:

关注我们 基因产业的政策监管究竟该从何入手,一直是困扰决策部门的大问题。在这方面,“深圳模式”或许是一个很好借鉴。

最近几年,深圳生物科技产业已已已形成了以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主的强大科研力量,生物产业销售收入已超过1000亿元,年均增长高于30%,聚集了华大基因、迈瑞、华润三九、健康元、海普瑞、信立泰等一大批中国各专业领域自主创新的龙头企业。

在基因技术领域,深圳甚至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中心和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国家基因库建设也加快推进,新一代测序能力与超大规模生物信息计算分析能力世界第一,可溯源生物实验样本存储总量全国第一、全球前三。

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的基本思路,是找到一个控制技术风险和支持产业发展的平衡点。

一直以来,深圳市政府非常注重引导产学研用结合,从2009年的《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和《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政策》,到2011年的深圳基因产学研资联盟,产业转化能力始终被放在重要的位置。

因为其直接与人体相关,基因技术涉及复杂的伦理和法律道德问题,因此,引导基因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建立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但基因技术的特殊性,又要求政府不能用固有的规章制度来监管。

因此,深圳借鉴了国际上成熟的先行先试医疗管理体制,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认证体系。

比如无创产前基因筛查和检测技术,深圳就结合了美国经验和中国特色。美国CLIA认证允许有资质接受政府部门监管的科研机构,对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先行先试,国内则普遍使用羊水穿刺技术。深圳结合两者规定,是否做基因检测由公众自愿决定,但是否终止妊娠,则必须接受羊穿并以羊穿结果为依据。

唐杰表示,这种监管方式,既把风险降到了可控范围,也支持了新型基因检测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这种共赢的监管方式,还体现在一系列的激励机制与财税优惠上。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13年设立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产业科研基金。

这样,政府为每位接受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孕妇提供600元财政补贴,并增加400元的妇幼婴儿险,华大基因等技术提供方再减免300元,检测费用就从2012年的2000元降到了700元。

通过以上规范加扶持的监管政策,既为新技术确定了产业化的价格标准,又能保证企业生存,更让消费者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实现一个技术、企业、产业以及民生效益的良性循环。

类似的政策思路,已扩展到深圳2013年规划的东部沿海国际生物谷。据唐杰介绍,深圳已规划东部沿海大鹏、盐田及坪山地区的50平方公里区域,用于建设一个国际化的生物产业基地。

唐杰表示,目前深圳市已经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华大基因以及其他农业育种团队合作,未来生物谷的建设思路是将在大科学、大数据、大产业、大健康的发展理念下,发展成打通科研、教育、产业、民生的生物产业聚集基地。在深圳的规划和构想中,这个生物产业聚集基地将实现一个大产业化的融合发展,不仅要留住国内的生物科技企业,也要把国际上优秀的基因科技研究机构和企业吸引进来。

对于国家层面的基因产业监管政策,唐杰认为,产业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如全国统筹困难较大,可考虑深圳这种小区域先行试验的做法,这也与中国设立经济特区、自贸区是同一思路。

“登山者”汪建文

如果说,雪山是地球实体高度的顶峰,那么,基因就是目前人类生命科学的顶峰。在这里,汪建同样是一个跋涉于黎明之前的“登山者”。

 黎明到来之前,汪建走丢了。

那是2006年的一个深夜,在冲刺卓奥友峰的最后一段路上,汪建跟队友、向导失散。更糟糕的是,绑在手套上的探灯也掉了,他只能摸黑向海拨8201米的峰顶独自挺进。

不知走了多远,汪建看见前面有一盏灯。那是一个英国人,汪建和他搭伴爬到峰顶,才终于听到队友熟悉的中文。

与队友会合后,汪建掏出相机准备拍下晨曦,却突然被巨大的阴影覆盖。那是几十公里外的珠穆朗玛峰,在极小概率下形成的奇景——只有在合适季节,天气睛朗之日,太阳初升的几分钟里,珠峰的阴影才能在某一个角度几乎水平地拉远,笼罩远方的卓奥友峰顶。

“从此,我确定了两件事,”汪建说,“第一,一定要到最高的峰顶上,不然总难免被挡在阴影里;第二,最壮丽的景色与最伟大的成功,机会往往都只存在一刹那,转瞬即逝。”

在他的主业里,汪建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但也最高最远的路。

如果说,雪山是地球实体高度的顶峰,那么,基因就是目前人类生命科学的顶峰。在这里,汪建同样是一个跋涉于黎明之前,等待阳光降临的“登山者”。

人类基因1%

在北京的中华世纪坛,有一条262米长的青铜甬道,上面用文字记载了从300万年前到公元20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民族的7000 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最后一条记录是——“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

“这是我们干的。”汪建说。

在他看来,基因科学直溯了人类的本源。在螺旋状的DNA结构中,60亿个A、T、C、G元素的碱基配对方式,决定了每一个人从生理到性格的特征与病变。

1986年,美国提出与曼哈顿原子弹、阿波罗登月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科学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计划把人体内约3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谱图。该计划于1990年正式启动。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有很强的英雄情结,总觉得一辈子应该做一些可圈可点的事留下来。”1994年,在美国西雅图从事科研工作的汪建决定回国,为中国的基因组事业做点什么。

但在那个时代,中国科技界对此还并不感兴趣,没有资源资金的汪建,只能一边以生产艾滋病诊断试剂为生,一边静待时机。

1998年8月,在科技部支持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杨焕明任主任,汪建任执行主任,于军、刘思奇任副主任。

但汪建随后发现,国内科技界多数依然不支持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无奈之下,他们“擅自”跑到伦敦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战略讨论会,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完成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占人类整个基因组1%区域的测序任务。

到了这一步,4人横下心来,决定一条路走到底。1999年7月,他们拿出几乎全部家当,从美国借来相关设备,注册成立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华大基因),与中科院等机构一起奋战一年多,最终于2000年6月完成了任务。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屏幕,只能挂起一张10米长、3米高的基因图,每天有人拿着笔和尺子在上面一点点填充,”汪建说,“感觉很伟大,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役。”

只不过,对于基因科学来说,测序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绘制图谱,到检测每一个基因代表的意义,直到通过人工干预基因,预防或治疗人体病变,还需要走一条看不见终点的长路。

从“志愿者”到“登山队”

2002年,汪建检测出了冠心病。

医院的建议是住院治疗,但受不了约束的汪建,决定锻炼身体保卫自己。

从跑步,到打篮球,到登山,汪建越爬越上瘾,最后只要几个月不上雪山,就全身发痒。

用他的好友、知名企业家王石的话来说,汪建登山水平其实不是很高,但很有激情。

在汪建看来,登山和做事业有很多的共同点。

比如,如果爬很矮的山峰,一般只要组织一帮志愿者,形成一个团,就能随便上;但要爬真正的高峰,就不能呼啦啦一拥而上,必须建立正规的登山队,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与团队精神。

“一开始,我们更多也是在逞英雄,为了理想来志愿地做这个事情,有很多次发不出工资,一些人甚至砸了自己的铁饭碗。”汪建说,“但现在,我们要继续发展中国的基因产业,就不能只靠理想,需要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才能更好地继续向前走。”

1999年,华大基因诞生于北京机场附近的一个工业园里。当时,汪建他们本来打算建立一个非营利研究机构,却发现当时的中国并不支持这样的私人实体,最后只能注册为营利性质的公司。

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华大基因没有董事会、股东和可观的回报,甚至差点在2007年倒闭。

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局面下,汪建也没有对无数找上门来的资本给过好脸。华大基因刚创立时,他们向资本方求助,开始别人承诺了投资,最后却“除以二”再“除以二”,用汪建的说来说,“受尽侮辱”。

自此之后,华大基因对资本高度警惕。每当有投资人找上门来,汪建都先让他们讲,然后总结说,“你们说了不算,我不接受投票决定,我说了算,科学说了算”。

2007年,华大基因南下深圳。一位老领导带着汪建四处找落脚地,有企业听说了,指着一栋装修豪华的大楼对汪建说,欢迎你们过来,这个楼我免费给你们用!可汪建愣是没吭声。回去后,老领导问他为啥不答应,汪建嘴里蹦出5个字:“绝不当二奶。”

吃人嘴短,汪建不想被资本“包养”,他的目标是让华大基因以科技驱动市场。

最近几年,基因科学逐渐从科研实验转向产业化,让他离目标越来越近。

华大基因向《财经国家周刊》提供的收入数据是:2012年约11亿元,其中,政府科研项目占比约10%,海外收入30%〜40%,国内科研服务占比20%〜30%,临床收入10%〜20%。

“未来,临床收入会大幅增加,和健康相关的收入肯定要占到99%。”按照汪建的预测,未来华大基因将创造一个巨大市场,“科技服务一百亿元,医学服务一千亿元,人人服务一万亿元”。

更“好玩”的未来

产业化只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汪建的真正目标是活得“更好玩”。

玩是他的一切。他不喜欢被人称为“老板”,行事有时像个土匪,有时像个顽童,反正是不屑被世俗限制。

创立华大基因之初,为了拉另一位创始人杨焕明入伙,他跑到杨的办公室“大闹天宫”,逼得刚评上正教授的杨焕明“走投无路”。最后,杨焕明把跟单位签下的7年合同和存折一把拍在汪建面前:“我认了,工作不要了,命交给你,钱也交给你,干吧!”

汪建一直对“Olympic Games”的中文翻译耿耿于怀,“怎么能叫运动会呢?”他认为,这样一个大众的节日,或许叫“奥林匹克嘉年华”会更靠谱。

在华大基因,上班时没有员工打领带,因为汪建反感,只要他看见,就会拿着剪刀去剪一个口。同样的还有LV、GUCCI等奢侈品,汪建只要看到员工用,就会“帮”别人卖掉,然后把钱捐出做公益。

不过,手下们也有办法“收拾”他。2012年,汪建从海拔7000米的高峰玩了一把高山速降,回来后,他的汽车钥匙就被没收了——熟悉他的员工说,只要没车钥匙,没人订机票,“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汪建就没办法自己跑出去冒险了,“看他还怎么折腾”。

对自己的性格,汪建不认为是白羊座所致,他更相信基因决定性格。他觉得,自己只是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2003年的“SARS病毒战”,从拿到病毒样本,检测,到拿出试剂方案,华大基因20多个小时就基本完成。

华大基因现在正与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合作,从基因层面研究疟疾、结核病等的防治方案,帮助非洲一些地区的人走出疫病阴影。

或许,也正是因为汪建的“好玩”,在2012年,竞争对手以“生物威胁论”抹黑他时,更多的人选择了简单地相信他,正如他也简单地相信,爱无国界,基因无国界。

“扣篮”挑战

登山路上,越到高处,越是艰险。

在汪建看来,基因技术对传统医学的颠覆即将开始。

比如癌症。为什么肿瘤切除之后,过了一段又会复发,而且复发在不同的部位,甚至转成别的癌?“过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哪个部位有了肿瘤,再去找药物,找靶点。”汪建说,以后肿瘤可能不再以部位来命名,而是以病毒种类进行分类,从而找到更准确的病因,并进行有效治疗。

汪建认为,未来90%以上的病不会通过医院来解决,因为在人出生前,就能从基因上知道未来最可能犯什么病,应该怎么预防,出现什么先兆时预警,治疗也知道哪些药更有效,哪些药没有效果,所有的一切都是个体化、精准化的。

“我们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大数据平台,大计算和分析能力,这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力。”汪建说,从大数据往上走,可以催生更多的科学突破,往下走,则可以带动更多的产业突破,“这是个几乎无缝的互动体系”。

问题在于,未来实现这一切的,一定会是华大基因吗?

2010年5月22日,汪建以56岁的“高龄”登顶珠穆朗玛峰。

在这一年,华大基因开始了全面的商业发力:斥巨资购买128台新一代测序仪,开始与医院合作推出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

但也从这一年开始,许多曾经默契的合作伙伴,为了更大的利益,悄然站到了他的对面。

此外,由于打通基因测序产业链,华大基因在越来越多的检测项目上充当了颠覆者的角色,也让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或明或暗的压力。

2012年7月,面对上游企业的重重封锁,汪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坚持,在一场暴雨的洗礼中,在北京十三陵附近一个私人农庄里,向深创投、红杉资本、弘毅投资、摩根斯坦利等投资机构敞开大门。

同年12月,华大基因宣布出让旗下华大科技40%的股权,融资13.98亿元人民币。这笔融资,被用于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为华大基因的产业链条弥补关键的硬件缺环。

面对竞争对手的重重阻挠,汪建和最让他得意的接班人、CEO王俊带领华大基因的年轻团队,在3个月后,完成了他们的并购计划。

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完胜。在收购前,CG每年亏损5000万美元,对华大基因来说,它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用好则如虎添翼,用差则反成拖累。

这一切,或许将决定于国内市场。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宝贵的主场优势,让它有望成为华大基因进取国际市场的根基之地。

但前提是,中国对基因这一前沿科技的政策更加灵活,成为这个战略产业的助力,而非阻力。

“登山者”汪建也喜欢篮球,1980年代在美国念书时,就奉迈克尔·乔丹为偶像。

他常常想,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想来想去,最让他愤怒的,还是在大学打球时,被2米高的人盖帽时的无力感。

每一次,在众山之间,汪建于帐篷中听着风声睡去,总会进入这样一个梦境:他用力跳了起来,从对手的脑袋上飞过去,但却摸不到篮筐。

在基因这个赛场,他最终能越过对手的头顶,扣球进篮吗?

阅读次数: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