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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科普”为什么这么难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首次将转基因科普与研发和安全管理并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年的一号文件相比,“分子育种”委婉的表述被“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替代,这表明了中央对转基因研发旗帜鲜明的态度,有助于转基因议题的脱敏,纠正当前舆论污名化转基因技术的倾向。

加强转基因科普的政策导向,与2009年批准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一样,可能成为在中国的转基因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事实上,各种转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进行。在一些科研项目中,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培育的重大专项中,便包含了科普性质的转基因风险交流课题。各地科委与科协系统在每年的科技周和科普日活动上,也不乏转基因科普的议题设置。但整体来看,这些脉冲式的科普活动并不系统,受众面受限,形式较为单一,因此成效并不明显。让很多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有些沮丧的是,在网络上,猜疑、抵制甚至谩骂转基因的言论一直甚嚣尘上,并不因为一纸文件的政策导向而有所改变。

这让我们不得不发问,转基因科普为何这么困难?其实不妨换一个问法,我们要不要“转基因科普”?

 商榷“转基因科普”

作为多年来拥护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传播工作者,我们的提法并非是让转基因科学家或相关科学界放弃与公众的交流。恰恰相反,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说服、推动科学家更积极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化解公众的疑团,促进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

同样,我们提要不要“转基因科普”这个问题,也不是因为我们遵循着科学传播界的理论反思,在科学社会学的高度上认为科普是一个带有权力色彩的词汇,体现着科学界与公众之间——也就是普及科学者与被普及者之间——的不平等。我们认为,科学界与公众之间在知识上的不平等客观存在,科普这个词并不体现一种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而之所以我们要提“要不要转基因科普”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公众接受转基因与否,远非一个“科”字了得。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传播研究者30多年来对转基因的研究表明,转基因争议是公众心理认知特点、社会背景以及科学延后的传播体制相结合的产物,远非是由于公众对转基因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用高举“转基因科普”大旗的方式来促进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解决方案——虽然现在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限于加强对公众的知识教育。而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不能决定公众的转基因接受度,这几乎成为了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共识。

知识的辩证

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就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例如,现代公民科学素养指标的奠基人、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Miller就指出,知识水平与人们理性地认识世界,从而接受科学的指导有关。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公众对现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生物技术推广者们认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技术知识可以预测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 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著相关性。受众风险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关。所谓“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其他学者则断定,与其说更高的知识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加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其结果,是知识水平本身只能很微弱地解释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上述的研究,大多数依赖于问卷调查。但这些结论与实验手段得出的结论很一致。研究科学传播的心理学家以实验研究为手段,证实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的态度过程中,事实性信息(近似于上述研究中所说的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不如价值和情感性信息大。价值和情感成为了筛选事实的认知通道。

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应用现代心理学的认知原理,我们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心理学的认知原理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克服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养成了诸如只关心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加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种种“好习惯”。无论如何,这些习惯让我们回避风险,让我们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认知资源。

回到转基因的问题上,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当公众对此不关心时,很难对其进行转基因的知识普及,普及了也记不住。但当各种有关转基因的负面消息充斥媒体或者是网络空间时,人们会迅速形成了对其的态度,这种态度大部分时候是负面的。而一旦形成这种态度,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把它与自己的既定态度做一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不用说,在大多数公众的转基因态度趋于固化之际,做出回避或拒绝决定的人不在少数。

信任与价值的互动

但是,另一项在2006年进行的对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舆论的调查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与其对各项生物技术(含转基因农业、转基因食品、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等)的接受有明显相关性。同样,其他以消费者为对象的研究,也表明了生物知识的多寡与受众接受转基因的程度有正相关性。

为何中国的研究结论会与上述知识作用有限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出入呢?首先一点在于时间差异。上述的中国研究,最晚是在2006年进行,其时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尚未固化。知识仍然有用武之地。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学历差异事实上也会代表着态度以及对科学界的信任度方面的差异。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下,学历越高越容易信任科学家的工作。最近还有研究发现中国的理工科研究生中,支持转基因的接近90%,这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实际上,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谓公共机构,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部门,也包括了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学家和企业。

经典著作《社会信任与危机管理》一书指出,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与信心意味着他们认可这种技术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风险管理部门当然应该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多项研究肯定,信任是预示人们对新技术持积极态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几项研究也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他们接受化工厂和愿意接受蓝藻污染的风险呈很强的正相关。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支持度与其对政府的信任相关,而对政府的信任则可能受到家中是否有人下岗,是否经常停水等因素的影响

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技术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就转基因技术而言,由于在公众认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转基因技术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样体制性信任就成为填补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体制性信任推动着转基因产业在美国的扩张。美国民意调查机构Pew所做的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常规调查显示,2003年的Pew调查显示,83%的美国人相信FDA对转基因安全所做的结论。

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体制性信任,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也会明显降低。例如,1990年代末,有研究者将同样的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信息给两组英国公众看,其中一组告诉他们这是科学家的结论,另一组告诉受试者这是英国政府的结论。结果后一组对转基因安全认可度明显比第一组低。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在疯牛病问题上隐瞒真相导致的结果。

而我们自己对涉及科学内容的媒体报道及微博发言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也发现,公众和媒体对科学议题的态度,同样与对体制信任度密切相关。例如,我们针对在湖南衡阳违规进行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营养转化实验的微博传播的研究显示,网友对科学的质疑往往与其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和对传统权力的颠覆有关。

除了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近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尊重科学权威和信任科学家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的重要性。一项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人10年来对转基因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著相关。

总结上面介绍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认为,公众知识水平并不能确保他们接受转基因,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与人们接受转基因与否有很强的相关性;相信科学权威对于人们接受转基因有很强的影响。

心理与社会因素的互动

但是,如果把人们对转基因接受与否的主因归结为认知习惯、信任与价值等心理因素,那就难以解释,何以其他的争议性科技没有像转基因一样遭到这么多非议?为何转基因议题在世界转基因研发与应用第一大国美国就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议甚至话题?

这实际上又涉及到社会体制与人类认知因素的互动。1990年代初期转基因争议开始起步时,欧洲以反核和反企业污染为标志的环境保护运动刚刚因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丧失凝聚力,很多环保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者亟需新的靶点。转基因的诞生来得“恰到好处”。而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对与公众交流的轻视让他们迅速丧失了话语权。到2003年英国举行是否让转基因产业化的全国性辩论时,科学家和政府方面一败涂地。

但科学家一方的失败也不能说都是因为他们不重视传播。转基因知识在舆论场的缺席,也与科学共同体的逻辑与媒体逻辑的错位有关。一项对近15年来世界主要英文媒体对转基因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发现,科学家或生物技术公司的信息发布总是比这些事件的热点新闻报道慢了一拍,错过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时期,相应地减少了公众全面获取转基因知识和正面信息的机会。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家要对事件进行调查,而公司需要低调以避免争端引火烧身,结果,等科学结论出现,媒体的兴趣已经锐减,这导致在有关转基因的新闻辩论中,各方力量并不均衡。中国转基因科研与产业界同样存在这种回避热点新闻的情况。

回溯中国转基因舆论演变历史,很多人都会联想到2004年12月的一期《南方周末》刊登出的《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一文。这篇文章直指科学家因个人商业利益而力推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该文成功地为读者构建了在价值立场上对利益勾结的控诉,引发了全国很多公众对转基因的质询和抵制。而这种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公众对转基因知识的了解,而是基于上述的逻辑,即公众相信科学家具有商业私利,这破坏了他们对科学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同,这一点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而较弱的体制性信任又与较低的对新技术的接受度紧密相关。

正是这些社会因素和社会事件,导致了反对转基因的舆论经常占据上风,并与人们的种种心理认知方面的“偷懒”原则结合,在转基因问题上形成了公众舆论的固化。

转基因该如何普?

上面的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它们表明,转基因争议的形成是社会、政治、科学、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作为各种研究比较确定性的结论之一,就是知识程度不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转基因科普教育活动收效有限,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根本就不太会关注这些活动传递的知识。

另一个非常确定性的结论则是,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这对于中国的转基因决策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争议,在转基因问题上回避公众的质询,透明性严重不足,殊不知,这只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进一步减弱民意对转基因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新的一号文件是开了一个好头,假如它能不折不扣地得以实施,它也会成为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转基因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而这些研究结论也表明,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释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程度,这就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相关科研的科学家,特别是权威科学家,要积极走出实验室与公众进行沟通,让科学权威能转化成公众“启动”对转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态度,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

说到这里,我们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不是不去做转基因的交流工作,而是不能把这些工作局限在传播科学知识上,尤其是相关科学家们不能认为,他们能挤出一些时间多开几场现场或网上的转基因科普讲座,公众的接受度就可以提升。

也许讲座现场观众的接受度的确可以提升,因为参加这些讲座本身,已经说明了他们将转基因问题放在了认知优先性更高的位置。如何争取没有到场的“沉默的大多数”公众?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在其关注转基因议题时—这通常是转基因争议再起或新问题出现时—他们可以及时看到来自科学家一方的积极而理性的声音。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仅仅靠启动一批新的科普项目,更需要整个的科研考评和科研组织体系的变化,使得科学家在转基因等议题上与公众的及时沟通,不再是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不能记录为学术成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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