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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合理的评价机制比给钱更重要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很少见诸媒体的科研机构,这与所长王晓东低调的办事风格相关,也似乎与他“不能不考虑自己所透出的信息被传出之后给研究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事情只能到我为止”的观点更有关联。

 
4月7日,在苏州参加冷泉港亚洲首次会议“沃森癌症研讨会”的王晓东,很例外地就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近几年的发展坦然接受《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
 
“谁让我们遇上了呢。”他说。
 
避开媒体有隐情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的背景可谓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机制建立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科研机构,大家抱有很高期待。但研究所运作过程比想象的复杂,事情很多。我应聘所长岗位,个人的想法是能做事情。”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经费!”王晓东说。
 
他介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时的总预算为7亿元人民币。7亿元的渠道包括北京市政府投资4亿元,科技部投资2亿元,发改委投资1亿元购置仪器设备。在运作过程中,北京市政府盖楼后,即成为每年定期投资3000万元的运行费,这部分运行费基本得到保证;科技部则每年以项目投资的方式给予支持。根据中国科技项目的财政预算,每年各科研机构先根据项目申报预算,国家财政审定后再拨款。这种经费的到位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有时短一些,有时很漫长。
 
对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而言,因全额“吃皇粮”,研究员按岗位获得固定收入开展研究工作,不需要考虑为做科研项目找钱,每个月工资必须按时到账。然而,“皇粮”到账的不确定性,曾一度导致研究所无法按时给员工发工资,但王晓东无法将这种情况向员工解释,“缺钱实况”只能到他自己知道。作为所长,他必须考虑从全球招聘的研究员得知“发不出工资”的信息后,会不会惶恐或出走,是否能够继续安心做事。
 
据了解,中国许多科研机构遇到了类似问题。但传统科研机构往往因为有积累,多少能够借用其他渠道的经费来暂时弥补不能到位的科研经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王晓东说:“有些问题不能公开化。我做事情主要考虑发展趋势是否向好:趋势向好,则做;不好,则不做。”
 
研究所发展前景向好
 
6年来,关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遇到的问题,王晓东显然不愿意公开。然而,研究员们做了些什么?研究所发展状况如何?
 
该所网站很清楚地列出了每年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论文:从2004年建立之初的2篇,到2009年的35篇,并开始出版专著、译著。据悉,这个所不久前已被美国一家评估机构评为目前全球最具科研实力的机构之一。
 
王晓东如何评价研究员的工作?
 
他介绍,研究所对研究员的工作评价分为3个层次。首先,即王晓东作为所长的评判,这是他的职责;其次,研究所把每个研究员的工作资料寄给研究所学术指导委员会,进行逐年比较,主要评估发展趋势;第三,每5年把研究员的工作总体状况资料寄给国外同行,请他们审定,评判研究员的工作在其领域是否能产生影响,是否对其他科研人员有指导性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书面评价,“背靠背”。
 
谈到这里,王晓东十分感慨。
 
他说,科研与踢球没有差别。如果中国球员从不去国外踢球,则永远不会有发展。这样做有些困难和残酷,但必须这样要求。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比给钱更重要。科研人员获得了与国际水平媲美的科研经费,评价也应该与国际看齐。而这些评价标准,国内应该形成共识。
 
据悉,不久前,中组部颁发文件给国有大型企业,要求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模式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这表明,作为一块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功探索了中国科研机构发展的新路子,成为一面旗帜。
 
但王晓东说:“我担任所长,只是尽力做事。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生命科学研究所也还有很多问题。”
 
呼吁“解放”国内所长
 
采访中,王晓东让《科学时报》记者观察冷泉港亚洲会议。“你发现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研究所所长有谁能够像我这样在这里连续呆几天?他们能够静心与同行讨论科学研究中的细节问题吗?参加揭幕仪式后,国内留下的所长很少,大部分都匆忙离开了。他们身上的日常事务太多太多。中国应该把领军式科学家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他说。
 
的确,在几天的会议中,不论饭桌上还是会议茶歇时间,记者看到,王晓东的国际同行们一个接一个找他讨论课题中的细节处理问题,以至他不得不一再推延约好的采访时间。
 
他说:“我自己作为一线科学家,明显感觉到,中国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尚有欠缺。在国外,我并不在名校,但每天能看到科学家在讨论问题,能看到或感觉到科学研究的进展,大家有紧迫感。国内的所长们都在找钱,包括研究员也在找钱,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国外的科学家,99%的时间都能待在实验室。”
 
他特别指出,这些现象中存在着科学文化、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
 
“这个国家的国民推崇的人是科学家吗?人们敬重一个人是否因其取得科学成就?中国目前所崇尚的基本还是‘学而优则仕’。北京生命所一位研究员回家后,他们村里的人并不因他从事科学工作而骄傲。他父母说:‘你当科学家能干什么?你即便在县里做个小职员,可能为家里或村里做的事情比做科学家多得多。’”王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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